（三）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下炮制的。
1. 陆平同志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康生以中央理论组名义，派曹轶欧带 “调查组” 到北大。当日中午，曹轶欧、张恩慈二人接见了我。曹轶欧伪言到北大是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我提出校党委向他们作一次汇报。她拒绝了。我们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可是他们未住，却瞒着北大党委住在西颐宾馆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完全抛开北大各级党组织，派出张恩慈等人到处串联煽动；还私下找一些人到西颐宾馆秘密谈话，煽动组织反对北大党委、反对北京市委的活动。
陆平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
注：原件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陆平同志原是北大党委书记，现任七机部付部长。
2.刘仰峤同志揭发（节录）
调查组是在康生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曹的谈话很简单，但目的非常明确 ，“这和北大党委及市委大学部指导思想有关” 一语，就说明问题的实质是要搞彭真同志，只是开始由于形势关系没有明点，但矛头始终是指向北京市委的。
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曾到北大开会谈市委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就认为抓到东西了。她说这就是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即开始找北大的同志谈话，了解大学部在北大的活动。一直到五月二十五号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是围绕曹的讲话进行调查的。
刘仰峤
1979年7月16日
注：刘仰峤同志当时是 “调查组” 的付组长。原是教育部付部长，已病故。原件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3.陈守一同志一九七八年十月揭发（节录）
关于曹轶欧谈话的情况回忆
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下达前后（日子记不清），曹轶欧给我电话，作自我介绍后，要到我家谈谈。接着她和张恩慈同志一起来了，询问北大学习批判的情况，我以为她是了解情况的，便如实地汇报了下。她说，北大的学术批判方向错了，陆平要负责。我说，学术批判，党委常委分工由我负责的，有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希望具体指出。她未再说什么，临走时，只告诉我，她和我见面谈话的是，应保守秘密。≪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有一天，曹约我到西颐宾馆见面，并说不要对任何人谈及这件事。我虽有些怀疑，但仍是去了。当时刘仰峤同志和她在一起。她问及我对聂元梓的印象如何，我感到很突然，我认为她想了解聂在哲学系的情况以及与党委的关系的。我说，聂在社教运动中闹的太不像话，可是陆平把聂的私生活材料在党委中传阅也不好。曹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和聂元梓一起搞。我迟疑了一下（估计这时聂可能在另间屋内候着）。我说北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别人。她说，你没有责任，是陆平、宋硕搞的鬼。我说，别人可以这样说，我却不能这样看。曹见我还是坚持这个说法，就未提与聂元梓见面的事。我告辞时，他一再嘱咐此事应绝对保守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在我送上车时，记得刘仰峤同志说，曹大姐送人从来没有这样客气过。
注：陈守一同志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校党委常委，分管学术批判。原件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4.张恩慈同志揭发（节录）
影印件原文（节录）
我们报到第二天，康生接见了我们，康生说明借调我们这些人的任务是到高等学校调查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向我们宣读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我体会就是让我们按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去调查。
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北大传达后，在北大引起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北大四清运动中受过压的同志，对北京市委及其大学部有意见，这时有人想写他们的大字报。哲学系教师杨克明直接来找我（因为我在北大哲学系工作过比较熟），问我能不能写大字报，我说 “ 大字报当然可以写 ”。他们是否找过别人，我不知道。大字报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事先我均不清楚。五月廿五日大字报贴了出来，我看了之后，在思想上有二点想法，一是对大字报的内容是赞成的，二是不赞成聂元梓签名，因此人在北大太臭。
大字报贴出后，北大许多群众批判这张大字报并围攻聂元梓等人，斗争很尖锐。当时我个人也有压力，因为我说过可以写大字报。因此我当天就向曹轶欧作了汇报。曹轶欧要我们抄一份大字报给她。第二天，我向杨克明要了一份原文交给了曹轶欧，曹轶欧转给了康生。据我所知，康生、曹轶欧对这张大字报都是积极支持的。曹轶欧当我面说：‘ 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还不许贴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大字报 ’ ，而且说话很有点火气。据说康生还打电话让李雪峰去北大支持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上台后，霸道专横，胡作非为，哲学系的一些同志，包括写大字报的个别同志，都反对她的作法。我也反对她，并多次向曹轶欧反映过聂元梓的坏事。康生知道这个情况后，有一次当着我们的面，不指名的警告说：“ 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 ，我听后很吃惊。
张恩慈
1979年5月5日
注：原件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张恩慈同志当时是 “ 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 ” 的成员，现在山西省委党校任付校长。
5. 杨克明同志揭发（节录）
影印件原文
1966年5月，我在听到传达 ≪ 五・一六通知 ≫ 后，回到北大与赵正义，高云鹏交谈。由于我们是所谓社教积极分子，对国际饭店会议当时心里有气，所以知道彭真被揭露都很高兴。在谈到北大当时情况时，赵、高说北大还是冷冷清清，没什么动静。他们还告诉我，聂元梓想写材料上告。后来，我到马列研究院找张恩慈聊天，我告诉他，听说聂元梓要写材料上告。我说，她这个人总是在个人问题上纠缠不清，她写她的。我们（指其他社教积极分子）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下达，向上反映情况的材料还少得了，上边那里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还是说北京日报社？记不清楚了一注）里，已经有人贴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来搞。他说他现在已被抽去参加一个到北大了解情况的调查组，所以参加北大的是不方便，你们几个人搞就行了。我劝了他一会儿无用，就说那我回北大找找他们商量商量看。回到北大，我找了赵正义、高云鹏谈了张恩慈的想法，他们也表示赞同，并说宋一秀在，可找他一起搞。宋来后也赞成写大字报，我们就商量怎么写。
杨克明
1978年12月
注：原件存北京大学。杨克明同志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是第一张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
6.聂元梓交待（节录）
写大字报，把学校的问题重新提出来。杨克明和张恩慈的关系密切，原在北大关系好。杨克明怎么想到写大字报，我不清楚。曹轶欧说，当然可以写大字报， “ 五・一六 ” 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具体写什么内容，我们没谈，曹也没有指示。学校有什么问题，曹心中有数。我们回到学校，就吹风，酝酿写大字报。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高云鹏和我，第一稿，是宋一秀执笔，在杨克明家中写的。杨的爱人在科学院工作。讨论第二稿也是这几个人，还有高云鹏。第三稿是杨克明修改的。五月二十四日晚杨修改的。第二天宋一秀取回来给我看了，抄贴的。二十四日晚夏剑豸从 “ 四清 ” 回来，他也参加了。添了几个口号，是我添的。二十五日上午，抄的过程找了李醒尘，他签了名字。大字报的讨论，从始至终我均参加了。签名是我先签的，他们后签的。
问：你在大字报上添了什么？
答：我在上添了 “ 要揪出赫鲁晓夫分子、牛鬼蛇神 ” 。还加了几个口号，在下午一点钟左右贴出去的。
问：你请示曹轶欧，她讲了什么？
答：具体话记不清楚了。我主要是请示可否写大字报，她只是说：可以写大字报， “ 五・一六 ” 通知是纲，要很好学习。
问：谁提出改写大字报？
答：我和杨克明，具体的怎么回事，记不清了。我只想再给毛、刘写个报告。和杨克明怎么想到一起写大字报，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机构，没有具体研究。
杨克明说，他早想写大字报，我对陆平和北京市委有意见，所以我想写大字报。对第一张大字报，杨克明过去说，这是他的功劳，是他发起的。不管这张大字报，今后功过如何评定，应历史的看，反映客观情况。正因为他也想写大字报，所以我们二人一起去见张恩慈，再去见曹轶欧。是我找他碰头时；我提出写大字报，他也提出说早想写大字报，这样不谋而合了。
问：谁先找谁商量写大字报？
答：记不得了。我找他时，他已有想法写大字报。反正不是他先提出来去找我的。但也不是我找他时他无想写大字报的想法。
问：你什么时候向曹轶欧反映学校情况？
答：是在曹在到北大蹲点时。 “ 五・一六 ” 通知发出前，我和曹谈学校问题，没有谈及写大字报的事。后来怕写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收不到，大字报来的快，可以在学校引起注意，供大家讨论、辩论。
以上阅过，基本属实。
聂元梓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
预审员：张玉良
记录员：马仁志
何英华
注：聂元梓现在押。此系审问笔录，原件存北京市公安局。
7.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讲话（节录）
“ 五・二五 ” 大字报贴出后，揭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了彭真 、陆定一黑帮。但是当时北大在陆平的统治下，他们欺骗蒙蔽同学们，说这张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不许贴出。七点以前广大师生还是欢迎的，七点以后经过陆平黑帮的布置，来了个大围攻。应该说 “ 五・二五 ” 到六月一日是陆平黑帮对革命大字报进行反革命的围攻，但这张大字报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又立即被陆平黑帮扑灭了。
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并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同志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也感到有压力。
注：摘自北京大学整理的记录稿，原件存北京大学。
〔蔵書目録注〕
１．掲載の史料には、影印のみのもの、影印と影印件原文共にあるもの、どちらもなく活字文だけのものの三種がある。
２．影印は、掲載された全てではなく、一部のみを掲載し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