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要私有 建房要自由 ZT

土地要私有 建房要自由

作者：刘军宁

中国政府出台新政策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

今春以来，中国最大的、最持久的民生与时事话题，就是房价问题。今年4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简称国发〔2010〕10号文。根据媒体报道，中央部委如国土资源部与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正在研究新的、力度更大的调控措施。文件要求各地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根据这一房地产新政的精神，各地纷纷跟进，筹划用房产税等措施强行打压房价。

正当性

房产税该不该征这个问题在中国理应由纳税人来回答，由纳税人及其代表组成的代议机构来回答。然而，中国现在还没有由纳税人代表组成的代议机构，所以从根本上说房产税开征的法理和制度前提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支持房地产税的正当征收。

房产税出台的一个公开理由是因为中国的房价太高，很多人买不起，因此，要通过房产税来抑制房价。可是，在已经高企的房价基础之上再加一块税，那这个房价岂不是变得更高了吗？也有人可能会说，房产税只对一部分人开征，或者只对一部分类型的房屋开征，但是无论如何当被开征的房子价格更高的时候，那些不开征的房子的价格也会被相应拉高，所以，无论如何都将提升整体的房价。

新政争议

一些公开批评房产新政的人士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政府是在回归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处理住房问题，但是还是回避了住房问题的根本症结。以著名开发商任志强为例，他说，如果你不是中高收入阶层，你就别在这谈房地产市场，这个市场和你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与市场无关者的住房应该由政府来解决。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各环节存在中的大量腐败。根据媒体披露，各地大量经济适用房被“雀占鸠巢”，沦为官员私房和别墅，配售与配租的抽号环节也腐败丛生。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无法保证让经济适用房、保障住房配置到最需要这些住房的人的手里。

况且，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这样的大城市，最大群体是即买不起商品房又没有资格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的“夹心层”。这些人的住房问题能靠行政手段解决吗？所以我觉得行政手段不可能成为解决中国住房问题一个有效的手段。不要忘了，即使是在最廉洁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也是在用羊毛给羊织毛衣！

症结所在

中国的住房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承认土地私有与建房自由，在于滋生腐败的和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下，中国人没有拥有土地的权利和建造房屋的自由。对于这一问题，开放商与决策者都避而不谈。

任何解决方案，不针对这个症结，住房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在中国，现在只有两个机构有权建造可以交易的房子，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开发商，而且我们知道大多数有势力，有背景的开发商要么跟政府有着密切关系，要么就是政府自身办的。

所有开发商，都是拿着政府的许可证去拿地建房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那就是政府。如果所有人都不能拥有土地，不能自由建房，那房屋一定像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一样，必然短缺。

根本措施

依我看，要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首先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土地要私有，二是建房要自由，为此还要变革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才是根本的根本！

如果要政府提供穷人住的起房屋，必须有土地所有权和建房自由权，有廉政、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这样才能防止官员以为穷人建房的名义为自己谋私利。所以，中国的住房问题不仅仅居民的住房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如果不对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动大手术，中国的住房制度就得不到解决！

余傑出書批評温家宝遭審問 ZT

余杰出书批评温家宝遭审问

（北京讯）因准备出书批评中国总理温家宝而被约谈，中国异议作家余杰自称被要求停止出版计划，否则将付出如刘晓波同样代价。
　　法新社报道，余杰周一在北京被国保部门带走问话，四个半小时后获释。

　　余杰通过微薄网站“推特”（twitter）发布消息称，当局发现他将在香港出版名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书，在约谈中问他新书内容，主要想制止他撰写和出版新书。

　　余杰说，审问他的人出示了他过去在国外媒体发表的许多抨击中共的文章，并威胁说，刘晓波就是因为同样言论被判处11年监禁。

　　余杰还表示，自己被告知批评温家宝可能涉及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因为温家宝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家领导人。

　　据悉，《中国影帝温家宝》内容主要批评温家宝八年来的政绩与政策。新书准备两三个月后出版。余杰表示不会改变出书计划，更不会因此放弃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社科院：Facebook成顛覆工具 ZT

社科院：Facebook成顛覆工具

【明報專訊】中國社科院昨日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指社交網站如Facebook等可能成為外國情報機構「顛覆政權」的渠道，在去年新疆「7‧5」騷亂中曾被疆獨分子利用，「其特殊的政治功能讓人心生恐懼」，認為新媒體要與國家制度「磨合」成一個整體。報告還指，網絡成為反腐敗「不可忽視」的平台。


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這一《新媒體藍皮書》，指出社交網站是2009年中國互聯網的熱點，成為人們社交的主要渠道，用戶數量亦已達到相當規模。


指涉「7‧5」疆獨騷亂


不過，報告點名指Facebook等社交網站「被西方國家情報機構所利用以試圖顛覆他國政權，其特殊的政治功能讓人心生恐懼。」其中提及在去年的新疆「7‧5」事件中，Facebook有群組呼籲全球支持「疆獨」的人一起行動。


需與國家體制「磨合」


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崔保國說，媒介對於社會既是「離心力」也是「向心力」，「如果把這種離心力功能別有用心地使用的時候，有可能用來瓦解社會或者是破壞社會。」崔保國說，不僅是Facebook，傳統媒體也有同樣的作用，只不過傳統媒體已經有比較完善的制度，但新媒體仍未有，「我認為在新事物發展的過程當中，逐漸就會和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磨合成一個整體。」


有助反腐 也助長欺凌


報告還提到Google事件，上海大學文科發展研究院院長吳信訓說，新媒體提供自由表達的空間，來突破由政府、政黨完全控制的傳媒單方面傳播的格局，好的方面是讓廣大民眾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共同促進社會和國家進步，但也是一把「雙刃劍」，「也有可能被一些人利用，來達到一些政黨集團或利益集團謀取個人利益的一種工具」。


此外，中國社科院新聞所所長尹公認為，中國網民熱愛參政議政，在反腐敗方面「成為一種不能忽略的力量」，但亦出現不少網絡欺凌和人肉搜索的問題，應加以制衡。



網民諷為Facebook「登陸」作準備


【明報專訊】雖遭社科院點名，但Facebook在內地實際被「防火長城」阻隔，並不能自由瀏覽，有網友笑稱，社科院點名批評一個不能訪問的網站，一種可能是已知網民普遍「翻牆」（翻越防火牆），第二種可能就是為Facebook進入中國「未雨綢繆」。


2008年起遭屏蔽


Facebook最早創立時，內地網民可以瀏覽，但在2008年被屏蔽。今年3月，搜尋器Google撤離之時，再傳出有獵頭公司聲稱受Facebook所託招募中國區總經理；至上月24日，Facebook創立者兼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還表示，下一步發展目標是日本、俄羅斯、中國和韓國，「在那裏我們還不是領先的社交網絡。」


現時內地最大的社交網站是開心網（kaixin001.com）和人人網（renren.com），兩者均號稱註冊用戶8000萬，而傳統網站亦推出社交功能，如搜狐「白社會」和騰訊QQ等。


明報記者

基督徒発起為劉賢斌祷告運動 ZT

四川著名维权民主人士刘贤斌于上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后，社会各界纷纷出来谴责四川当局，声援被羁押的刘贤斌。由于刘贤斌是受洗的基督徒，作为同道教友，中国一批基督徒自发发起了为刘贤斌的禁食祷告运动。大家声言将通过接力禁食祷告，来表达对刘贤斌再次失去自由，对刘贤斌妻女经受亲人分离的磨难的感同身受，及寄托大家对刘贤斌早日获得自由与亲人团聚的祝愿。先后已经发出祈祷文的有范亚峰、陈青林等多人。
(博讯 boxun.com)

下面是基督徒陈青林的祷文：

（祈祷文）慈爱的天父，不配称你名的孩子献上求告，因为我的贤斌弟兄再次遭受人间磨难，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义和罪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陷在罪和死里，没有你的怜悯，我们无以可存。

我悲哀的拜倒在耶稣基督的脚下，默默求告唯一的救主伸出施恩的手，拉起苦难的贤斌弟兄和他的妻儿，给他们光和热，让他们认主规正，让他们摆脱罪的缠累，让他们活在主的大爱里，活出主的样式，荣耀主的恩典。

我渴慕圣灵的浇灌，与我和贤斌弟兄同在，战胜暗，获得平安和喜乐，为神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成为神属意的器皿。

我求主为贤斌和我们众弟兄成为合一的肢体而做工，为我们众多儿女赐下大爱的力量、宽容的智慧、谦卑的勇气。尊主的名而求。阿门。陈青林

官吞賠款 四川震区爆警民衝突 ZT

官吞賠款 四川震區爆警民衝突


　據報導，仍在重建的中國大陸四川省地震災區陽市近日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原因是外傳當地官員侵吞了賠給災民的款項。

　東方日報今天在報導中表示，該市八角井鎮5000村民因懷疑有官員侵吞當地一家國企賠償給村民重建的款項，自上月27日起圍堵成綿高速公路與該國企。

　當局派出超過千名防暴警察戒備，期間與村民爆發多次嚴重衝突，造成最少300人受傷、200人被捕。

　據說，這次衝突的起因是2008年「5.12」大地震後，設在綿竹的國企東方汽輪機有限公司的廠房嚴重破壞，當局投資人民幣50億元在該鎮徵地重建廠房。

　按照村民計算，每戶最少應得26萬元補償，但每戶村民最後卻只拿到3萬元，懷疑有官員從中貪污。

　為此，5000名村民自上月27日起圍堵成綿高速公路和東汽抗議，促請當局交代補償款項事宜。

　村民的堵路抗議行動導致成綿高速公路交通癱瘓；為免抗議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當局連日派出逾千名防暴警察和4輛裝甲車到場戒備。

　報導表示，由於當局一直沒有出面交代補償款項，至今仍有村民在東汽門前搭起帳篷抗議。

　八角井鎮政府工作人員則否認發生衝突事件，並說沒有接到村民反映有官員貪污事宜，又強調重建工作在正常進行。

成都秋雨之福王怡長老北加州談中国家庭教会公開化的異象 ２ ZT

在6月26日晚于北加州湾区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的团契聚会中，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教导长老王怡以“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家庭教会传统与公开化异象”为主题进行分享见证。

除了分享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之外，王怡长老还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神已经为今天的时代预备了很多中国属灵复兴的重要条件。他强调，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的时代；而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异象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时代性的“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来推动赵天恩牧师曾经提出的永远的“三化异象”，即“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

刘同苏牧师亦对王怡长老的分享作出回应，表示神会藉着家庭教会公开化来祝福中国、世界和我们所在的社会。最后的提问环节上，王怡长老表示，“羊多牧人少”以及对牧人的培养都是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家庭教会公开化就是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

就他所提倡的“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定义，王怡长老表示，它是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是让我们成为‘山上之城’、是让基督徒这样一个公共的信仰生活真正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甚至为未来的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灵魂的样式、公共生活样式、道的样式、怜悯公义....这一切教会来为这个社会定下标准、提供典范——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他进一步介绍说，时代性的“家庭教会公开化异象”包括不同的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会建造和社会关怀。其中教会建造公开化主要是涉及“敬拜、教牧和宣教”，具体包括认信的公共性、圣职的公共性、敬拜的公共性、治理的公共性、财务的公共性、见证的公共性、宣教的公共性，每一个方面都很重要。他说：“这是这一代城市教会在上帝里面所领受的使命。这也是这一代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内地的和海外的，用我们不同的方式来委身——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福音化）这一天，不一定看到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伟大属灵复兴的开始。比如今天城市教会迅速的成长。”社会关怀公开化则意为“治理这地的文化使命”，在这个地上做出美好的见证，包括婚姻家庭、慈善公益、妇女儿童、教育发展、艺术文化等很多方面。

中国教会要为着“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奔跑

王怡长老表示，家庭教会公开化是时代性的，而他的教会所领受的也是“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的永远的“三化异象”。“中国福音化”需要教会要向中国不同的民族、城市、社区、人群、媒介等宣教，而实现“教会国度化”上则要知道的是归正信仰是合一的根基、圣灵大能是合一的动力、圣约家庭是国度的细胞 、主流宗派是国度的路径、地方堂会是世界的希望；在“文化基督化方面”则要促进的是圣约家庭、主日安息、慈善怜悯和艺术教育等多个方面。

关于这“三化”，王怡长老指出，虽然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最好来实现“完全的福音化”，但是基督徒和教会在这一点上要避免消极的态度，不要只是想“我们只要分别为圣”，除此之外别无关心。他提到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城市的罪恶，纽约很多白人基督徒为此逃离城市到乡下居住，使得当时去教会的人数比例到上个时代80年代只有0.48%，现在也只是慢慢升到了3%，教会在这个重要的城市中力量微弱。

他还提醒说，虽然在基督再来之前，中国永远不会完全福音化、有形教会永不可能在真道上合一、文化永远不可能完全基督化，但教会永远都要致力中国福音化直到基督再来，教会永远都要在国度视野中建造直到基督再来，我们永远都要促使文化基督化直到基督再来。“只要主没有再来，教会的使命就是永远致力于这个三化。我们是在已经成就和还没有向我们显示的完全得胜之间。”而身处这个张力之间的基督徒，他提到我们要有马丁路的态度，马丁路曾说过：”即使明天是世界末世，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今天也是出去去种下一个小树苗，因为那是我的使命。”

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发展现状

关于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近来的发展，王怡长老提到去年6月至11月期间，包括北京秋雨之福教会、上海金灯台教会、北京守望教会和上海万邦教会这些城市家庭教会都因会堂原因而走向户外崇拜，靠着神的恩典走向公开化之路。

自2000年后城市家庭教会公开化的焦点也有所改变，王怡长老分析说，2004-2006年是“家庭”即聚会的合法性，2006-2008年是“登记”，2008-2009年是“写字楼”，即会堂的形成，家庭教会已经不只是在家庭之中聚会，城市教会当中越来越多在写字楼聚会，2009-2010年是“教产”，北京守望教会、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等这些已经开始在写字楼聚会的城市家庭教会涉及到教产的问题，即会堂的建造和教产的形成。

华人无论在海外还是内地都需委身所在的城市活出生命

当介绍完最近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发展现状之后，王怡长老亦呼吁无论是上帝呼召你留在海外服事或者有一天呼召你回国事奉，都希望能够真正的委身那个你所在的城市。

若是留在海外，就好象被掳的以色列人在进入巴比伦时所说的“你们要为这城求平安，你们要在这城里面努力的工作彰显神的选民的生命，这城兴旺你们就兴旺”。他指出，很多在美国的华人对当地主流社会有一种封闭的心态，其实应当学习犹太人在过去2000年中一方面既持守他们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跟主流社会融合并且祝福主流社会。“华人社会在海外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我们这个族群没有体现出这一点，因为那一个超越性的信仰还没有胜过我们里面那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使我们真的是成为大国民，大国民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GDP长了所以成为大国民，而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大国民。”

或者有一天蒙神呼召回国服事，也需要看到“这是一个神他来使用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最适合我们的时代”。王怡长老个人认为，神“把最差的人放在历史的最后面”，他说自己不配被放在最初教会整本圣经还没有写出来的年代，可能他会在那个时代软弱，他也不配放在宗教改革之前那个还没有回归圣经真理的时代，更不配会放在文革前后的时代否则也许他会卖主，“上帝怜悯我，把我放在今天。我一定要整本圣经都已经写出来了，我一定要宗教改革已经回归圣经了，我一定要福音来华已经200多年了，我一定要红色殉道时期都已经要过去了。但是我还是很感恩我仍然可以被上帝所使用。”

他特别点出，海外教会和基督徒往往会“被琐碎感宰割”，而身处内地的教会和基督徒平常是“被日常感所宰割”，一旦发生逼迫时往往“被悲壮感宰割”。他认为这大可不必，他提到去年在他们开始露天敬拜后，晚上去吃成都的火锅，“谢饭祷告的时候说这哪里叫逼迫，哪里有白天被逼迫晚上吃火锅的，不要把自己想象的那么悲壮，好象我在为主被十字架，是主在我们成就大事，是主在为他的教会在今天成就大事，不是我们在为主背负十字架。”

“上帝怜悯我，把我放在迄今为止离主耶稣再来最近的时候。所以我可以在这个时代事奉他。”王怡长老表示，虽然事奉中仍旧有不少的困难，“但是我仍然仍然知道我是天上的国民，我仍然知道这一切太渺小了，我们是为永生而活，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的扩展而活，我们也是在我们所活着的这个时代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而活。”

在分享结束之后的祷告中，王怡长老说到：“不是我们在背十字架，而是主天天为我们背重担。无论我们是在海外还是国内，我们何等的盼望你的福音在中国这个族群当中能够兴起，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也在海外每一个中国人聚居的城市当中来兴起。”

刘同苏牧师回应：神藉着家庭教会祝福中国、世界和社会

之后，刘同苏牧师上台对王怡长老的分享进行回应。他说，家庭教会公开化也是“神藉着这个管道而祝福中国、世界和我们所在的社会的一个神所兴起的一个运动”。他举出现在中国的都市化所面临的问题说，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需要。他曾经跟人说过“现在中国的规律是哪里经济繁荣文化繁荣，哪里福音就繁荣....并不是这些城市的富裕造成得到福音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都市化和经济物质财富加的时候反衬出自己的里面的精神虚空——没有办法支配庞大的物质。”所以，当我们面对城市的内在需要时，会明白福音不仅是令个人得永生，也会成为让一个个新兴城市懂得如何领受外面富裕的一个祝福。

羊多牧人少亦是家庭教会面临的重要挑战

最后的提问环节中，也有信徒问到，除了公开化之外，家庭教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王怡长老分享说主要是“羊多牧人少”，需要有更多委身的基督徒才能真正迎来中国教会的复兴，而牧人的模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公开化意味着圣堂的建造，需要大量的全职的传道人和牧者同工，以及他们的被培养。这些牧人所需要的牧养是非常需要的。教会的公开化只是从外面观察的说法，里面仍然最大的问题是内在的建造。”

成都秋雨之福王怡長老北加州談中国家庭教会公開化的異象 １ ZT

6月26日晚，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教导长老王怡来到位于北加州湾区的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的团契聚会中分享。（图：基督日报/ Hudson Tsuei）

王怡长老分析过去中国百年史，表示神已经为中国的属灵复兴预备了很多条件，2009年开始中国的关键字是“信仰”。（图：基督日报/Hudson Tsuei)

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刘同苏介绍王怡长老，对于此次他能够来到山景城基督教会分享中国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异象表示感恩。（图：基督日报/ Hudson Tsuei）

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刘同苏就王怡长老的分享作出回应。（图：基督日报/ Hudson Tsuei）

在6月26日晚于北加州湾区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的团契聚会中，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教导长老王怡以“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家庭教会传统与公开化异象”为主题进行分享见证。

除了分享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之外，王怡长老还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神已经为今天的时代预备了很多中国属灵复兴的重要条件。他强调，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是一个“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的时代。

神已经为中国属灵复兴预备了很多条件

王怡长老还回顾了很多时代的变迁，表示神在其中预备了很多中国属灵复兴的重要条件。他强调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一个“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的时代。

他说，中国过去百年史中，国人曾经追求过不同的东西如文化、经济等，但这些不能根本带来复兴，如现在感受最深的就是当下时代的关键词就是“经济”、“金钱”等，而在这百年史里面神设立了另外一条脉络，关键词是“信仰”：1919年出现和合本圣经；1949年教会蒙难；1979 年教会复兴；2009年教会走向公开化；王怡长老认为从2009年开始，一个“信仰的时代”已经开始，关键词就是“信仰”和“灵魂”。

他还说到，1990年后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转折，已经为中国属灵复兴预备了许多条件。如继1979年之后农村教会兴起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了向城市和知识分子宣教的福音运动。这一波从乡村和海外向着城市发展的福音运动，成为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城市教会复兴的基础。并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基督教文化热，可以说是福音运动开始进城。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从一个几乎只与乡村有关的词语，重新变成一个有“文化含量”的概念。

另外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除了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之外，王怡长老说它对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和宣教的扩展都积累了很多条件。他说：“（市场体制改革）这个对神的国度的扩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好象当年的罗马一样，上帝藉着罗马修了大道，然后无论是经济、文化在各个层面的种族的融合，为此是为了保罗在那一代人当中把传福音到世界中心罗马、传到当时已知世界的地极奠定了一个历史中的条件，所以1992年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意义是什么？为着传福音。”

他说，从信仰和宣教的角度看，就会发现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无数的大楼陆续被修建起来，很多的基础设施也被建立起来，特别是最近的互联网的发达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在预备在城市中的属灵大复兴。

“在上帝的国度中，万事无相效力为只不过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每次看到那些高楼大厦被修起来，拿来干什么？当然拿来赚钱啊、居住啊，这些都很好，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拿来聚会、传福音，那么多的地铁修起来，那么多的高速公路修起来，互联网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我们可见的这样一场复兴预备的条件。”

他举出，就好象网络对于新兴城市教会的复兴影响非常的大，他曾经在自己的教会在去年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一半人说信主是与网络有关，只有两个比较年纪大的会友说是与广播等传统的媒体有关，这让他看到互联网等科技发展的背后神的美意。“我在美国看到ipad现在很流行，这些东西拿来做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ipad？虽然有很多人做别的用途，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最终的目的是拿来传福音。”他表示，“上帝在城市中预备的大复兴的那个空间、那个趋势、各种条件的预备已经不可逆转。”

另外，从1991年开始宗教管理也开始进法制化的改变。他相信，虽然现在这个宗教管理开始进行的法制化的改变还没有完成，但是他相信这种转变“也是上帝的一个预备”，是上帝为中国未来的属灵复兴在预备着条件。他说，看这些转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看，但是从信仰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上帝的国度是超越地上的一时一地的国度，地上的一切的国度的转变都是为了神的国度在这大地上的扩展，人类历史没有另外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救恩的历史”，这些条件都会成为未来的中国的属灵复兴的重要条件。

未来中国文明取决于当今时代，需将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

在过去60年的风云变化中，中国家庭教会也走过来一条跌宕起伏之路，而在1979年至81年，则进入自由传教、家庭教会的恢复期，又开始进入到从农村回到城市的时代。“上帝的作为、智慧、安排真的难以想象。”王怡长老说，如今随着很多条件的预备和教会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城市家庭教会复兴、将“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他提到，第一位入川的新教传教士、英国长老会的杨格非 （Griffith John） 曾在大约1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只有基督能引领中国复兴，走向光辉的黎明，引领这个高贵的国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义，不断拓展其文明。”王怡长老说：“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内在的灵魂，这个民族核心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崩溃和虚无了。”我们需要把基督信仰引入到中国文明中来。

他说曾经他看过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现在很多不同的思想和主义都在中国“布道”——都在说未来的中国文明、中国核心价值就是它们自己，有人还说，现在流行很多讲台，“这是一个讲台的时代，因为每一个讲台是对着这个时代喊话，对着未来的中国，20、30年之后的中国喊话，因为谁都已经看到重要的20、30年之后是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化，这一个新的“道统”要实现彻底的转型。在未来影响中国人那一个核心的价值、甚至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那一个核心的信仰是什么，甚至你走到街上去和朋友是用“下辈子怎么样”等这种佛教色彩的用词还是基督教信仰所带出的用词，都“取决于这几十年所开始的那一个福音在中国的真正复兴.....上帝把这一切都已经摆在这个时代”。中国教会要看到这个时代的关键性，要“把神的话语写在城门上”，让基督信仰真正可以融入到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之中。

底層民衆維権的困境 2 ZT

谁承受来自生存的折磨？

有人天真地想，如果大陆政府也能像港台政府一样，向NGO发包维权项目并付费，那该多好。有的NGO迫于无奈，决定向民工收费，但这些NGO又不是律师事务所，不忍心像律师那样写个诉状收800元、出个庭收4000元。民工们的表示一般是：“事成以后，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这多是一句空话，因为“事成”的含义，必定有一个特定的预期目标。但是通过谈判或诉讼，实际拿到手里的钱，一般与这个预期目标的距离颇大。即使最终民工获赔，但他们皆已身心疲惫，这时你虽然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但要在这些可怜人身上收点“帮忙费”，一是难于启齿，二是他们的口袋会捂得更紧。民工们曾经信誓旦旦的许诺，最终变成泡影。这是NGO极其尴尬的生存处境，收不收费？如何收费？如果收不到，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朋友，同时也是知名劳工维权律师的周立太，名头响亮，但他就曾忍无可忍，状告民工要求拿回双方协议中的律师费，却不被大众理解。

NGO是公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是与政府强权、资本强势相独立、相抗衡的力量，因此也就具备某种道义感。但道义在利益面前，通常被置后。NGO虽伟大，但这些英雄们也要吃饭、交房租、坐车、印资料，不能没有经济支撑。可是，当周立太状告民工，被民工拿尿泼在脸上，这位老兄在摄影记者的镜头里，再也忍不住对民工咆哮起来：“如果老子不是律师，砍都砍得下你！”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那一个个不知维权者何其艰辛的人，纷纷在道层面指责周立太。我深知立太兄的不易，对那些从来只会站在一旁当看客的冷漠之辈，以及惯用大帽子扣在他人身上的不知江湖深浅的人，我是极度鄙视的。民工有民工的艰难，维权者有维权者的痛楚。《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就曾致信给我：“运动家为了让自己的运动得以持续推动，让自己的运动得以扩大、升级，往往需要在帮人维权时，拿些合理的费用。当年在研究美国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有些社会运动家正式成立了咨询、服务公司（incorporation），红红火火地搞其‘帮助推动运动的’生意”。运动应该取财，而且取之以道；运动可以－－也应当－－正当取财。”

朋友们，你们可能无法想象，去年7月，当求助于我的民工拿到被拖欠的工资，那时我身上却只有三元多人民币。有的民工在拿到工资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围坐在一起，打100元封顶的“诈金花”，而我连下一顿饭究竟允许吃什么都要认真考虑。人活到这个份上，算不算悲哀？有人说，你帮了他们这么大的忙，你可以找他们要一点钱，他们又不是不懂社会常识。于是，迫于生存，我把自己变得不那么“道”，向负责几十号人的工头索要 200元以度难关。结果出人意料，工头接了电话，敷衍几句，然后一直关机，再也不接我的电话。我用公用电话打过去，让旁人把电话递给工头，你想都想不到，此位工头是这样答复的：“我们应该得到的拖欠工资是46万，但最后到手里的，只有43万，少了三万，我们赔得很惨啊。看来你还是没把事情做到家啊。”如果你是我，你气，还是不气？

想当初，这些民工抱着极大的希望给我打电话，我迅速写成调查报告，上书政府，联络媒体。最后，当地政府和企业找到民工代表，开了会，凭民工们的身份证，当场领到了钱。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我一天要接一二十个电话，因为他们遇到任何问题似乎都必须由我来解决、献策，这种特别强烈的依赖性，让我感觉很孤独，可道义感又驱使我必须相当有耐心，他们已经够苦了，不能对他们有半点责难。想吼，但吼不出来；吼了，也没人听得见。那时，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活得有多窝囊，自己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却还要装得跟没事人一样，带着微笑，继续解决下一个电话里的民工诉求。心再坚强的人，长此以往，都受不了这种折磨。但这种折磨是谁带来的？是我自己，是民工，也是这个缺乏底层救济并恐惧民间觉醒的国家带来的。

从懦弱怕势走向公开抗争

这些当然都不算新闻。在中国，你若永远站在弱者一方，当他们的代言人，在他们遭遇危机的第一刻出手，被政府调查或 “喝咖啡”，被企业老板找几个手持砍刀和钢管的“小毛贼”吓唬一通，而且有上顿没下顿，总向房东乞求宽限几天，这些都是常态。我的朋友景祥，在广东创立 “珠江工友服务中心”，他的助手在经历一次次的威胁之后，被吓怕了，睡觉也要把铁棒放在枕边防身。景祥每个周末都要为民工办一次讲座，可是他不敢在房屋外面立牌子，既怕警察找到，也怕道找到。为了让接受法律启蒙的民工越来越多，他跑到医院去找受工伤的民工，像搞革命宣传一样，告诉他们怎样起来斗争。面对企业的警和政府的刁难，面对劳工NGO在中国的悲惨生存，景祥其实很愤怒、很无奈。他说：“感情令我天天动摇，而信念让我每天重新坚定。”

景祥不期盼成为工运领袖，但期盼平安。要实现平安，就要想办法让政府承认自己的合法性。他不无善意地说：“我们要以帮助政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为目的，协助政府创建文明和谐社区。我们认为，作为一家民间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辅助政府服务于社会，是其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但政府不会如此天真。这帮官僚，可以忍受天天坐在办公室看报纸、喝茶的百无聊赖，但不可忍受你批评他们，找他们麻烦，更不可忍受你在替代他们的某些职能。于是，本来就自生自灭的劳工NGO，变成在夹缝里生存的小草。一阵阵风吹雨打、日晒雷劈之后，真正坚持到最后且保留创立精神的NGO寥寥无几。这就像“关注人民生计、服务百姓生活”的《百姓》杂志，最终停刊；而倡导市民向公民的转变的敢言杂志《市民》，最终被逼成小资们的时尚读物，不再有任何忧患与担当。

规模小的NGO，光是勒令房东让你搬迁就可消磨你的意志；规模一般的，找几条法律来整你，让你付出高成本，并时常监控着你，为你的死路找足证据，要用时就拿上来，但在警告你之前会与你“协商”，协商不成功就来硬的；规模大的，让你招安，此时你的定位不是NGO，而是 “律师”、“土律师”一类，不管你有多么善良、正义、崇高，在政府眼里你就是“不正规”的刺头，但你的影响又很大，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要么在政府工会做事，要么去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如果仅仅是甲乙丙丁的个案，只要影响不大，你可以继续；但如果是人数众多的事件，譬如游行、罢工，一旦你牵涉其中，即使最终运动成功了，但一定要小心那些付出成本的企业和政府，向你下手。

大事件，向来是历史进程、时代进步的推动力，但每一次的进步，总伴随着有人倒下。这些倒下的人，是NGO的英雄们，是既悲壮又悲情的工运领袖，以及郭飞雄、黄、谭作人这样的良心犯。他们启蒙过，抗争过，是历史的功臣、底层的标竿。有抗争，才会有进步。就像民工们以为劳动局都是企业的帮凶，其实你如果真的把脚踏进那道门，叉着腰，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地提出你的抗议，我告诉你，这帮政府官员不会不把你放在眼里。正是基于弱势者唉声叹气的可怜、摇尾乞怜的做派，才助长了政府的不屑。它之所以如此专制、傲慢，很大程度上是人民懦弱怕势所致。今天的民工，要让自己获得真正的救助，就必须完成自我启蒙、自我组织的过程。向来“自助者，天助之”，社会力量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真正的力量来自你们自己。

虽然阻力很强大，到处都是危险和陷阱，但冲破这个阻力，主体靠的是自己，内心要有这个力量。一般的外界力量，玩的不过是“以大压小，彼此牵制”的传统路数，亦即通过舆论与行政的压力，来迫使资方妥协，而这种妥协一旦到了谈判桌上，就变成你也必然要接受某些妥协。那些罢工的人，游行的人，他们通过组织联盟的力量，通过震撼社会，来达到对企业与政府的反制效应，可能付出被残酷镇压的高昂成本，但他们这种公开抗争的不屈精神，才是受害者最需要的，那就是无论你曾经在哪个低下的位置，是何种卑微的地位，今天你一定要笔直地站起来，跟强者平行相对，而不是以下对上、以弱对强的仰望和乞讨。

底層民衆維権的困境 1 ZT

底层民众维权的困境

作者:杨银波


谁缓解了社会矛盾？

夜间正待入睡，突然接到民工的求助电话：“哎呀，杨先生，终于联系到你了，谢天谢地。半个月前，我从工地的七楼摔了下来。一起摔下来的，还有另外六个人。我大难不死，但已经毁容了。你能不能帮我们讨个公道？求你了！”这是近日接到的求助电话当中极普通的一个。此前，有工程款被拖欠40余万、20余万的，有修建高速铁路从桥上摔下来成为永久残疾的，有被人关在项目经理办公室“打”十多分钟的，有因讨薪被连捅三刀捅断命根子的，有手臂被砍掉长三厘0米、宽二厘米的骨头的，有受工伤后靠捡垃圾存钱与资方打一年多官司的，有派出所把人拉进去以后吓得13天都不敢说一句话的……

若非万般无奈、忍无可忍，这些人不会打电话给我，不会熟人托熟人，把电话从各地打到重庆，从重庆打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到福建。绕了很大一圈，费尽周折，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希望，盼可摆平所有赔偿之事。不上网的民工们，仅凭口耳相传，或从诸多工人、农民那里拿到我的名片，才联系到我，实属偶然中的偶然。然而此种偶然在我的生活中却又如此密集，足见中国底层的灾难频发到了何等程度。我深知，这当中饱含的急切之情，浓烈而焦灼，不可忽视。但若创立“杨银波底层维权中心”之类，估计开张不到一月，就要被迫关门。

我没有创立维权NGO，也无任何助手。精通此道的朋友倒是不少，但他们活得比我还苦，遭遇比我更惨。两年多以前， “打工者中心”负责人黄庆南，仅仅是在广东向民工宣讲法律，做劳动权利启蒙之事，并不涉及更具体的个案追踪，结果该NGO的玻璃门、卷闸门数次被砸烂，黄庆南左腿的筋骨、血管、肌腱与神经全被砍断。我在黄家作客时，广东一家劳工NGO的成员肖春与我相遇，这位同龄人就曾声嘶力竭地控诉政府及道。所谓 “维权者”，最后皆成为权贵资本者严厉打压和百般诬陷的对象，成了必须被压倒的“对着干的人”。

虽如此，中国却必须存在大量NGO。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不遇事则无碍，能忍则忍，诸多绝不合法但又普遍流行的现象，他们不去追究。就算遇到了事情，也多是通过亲人、朋友的非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胆大的人会找记者，但能帮上忙的记者不多。报社要生存，若揭露性的报道做多了，政府不满意，企业不满意。如果对方势力够大，足可搅黄你的广告生意，乃至找你某篇报道的麻烦，轻则法律解决，告你损害名誉，要求巨额赔偿，重则联手宣传部门，让你停报停刊，且挖你根底，拿个放大镜来找你麻烦，把你送到监狱去。

中国向来不乏充满理想主义和战斗精神的仁人志士，但在这些仁人志士面前，是早已将整人手段修炼得炉火纯青的强大对手，这些对手彼此形成利益链条，紧密结盟。弱势的人们，不准游行，不准示威，不准越级上访。政府又不是慈善机构，他们将压倒一切的“社会稳定”视为第一要务。司法系统里的所谓“法律援助中心”，条件苛刻，名额有限。企业延长审理时间，拖死你，让你不因他们过分强大而畏惧，却因你过分弱小而退缩。原本老实本份的人，最后要么被逼成诉苦连连的祥林嫂，要么被逼成怒不可挡的杨佳。如果没有NGO在中间起缓解作用，简直不可想象每天将有多少社会矛盾将如山洪爆发，席卷天下。

谁真正介入到维权？

我的武林好友颇多。某日，其中一位武友前来家中探望我，当时正有一群民工向我倾诉在市政府集会之后被警察拘捕、工头逃离的事情。这位武友听罢说道：“银波，以后有这种事，立即通知我，我帮这些民工摆平。”我婉言谢绝，他却极认真：“动嘴、动笔，我不行，但动拳脚、动兵器，这是我的长项。”武友神情笃定， “我算是彻底明白政府为什么恐惧真武术的传播了，老把军事性的武术变成体育化的花招表演，原来是怕底层反抗啊。”此言不虚，美国公民就有持枪权，既能自卫，又震慑暴政。

民工朋友对武友说：“你的情，我们领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在等老板发话，可这个老板根本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去找劳动局，可他们推皮球。我们剩下的钱，连基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实在等不得，只能去政府闹。只有把事情闹大了，他们才会重视，但没想到我们会被抓。总不能打警察啊，一打就是袭警罪，他们才不管你为什么要闹，总之你在政府门前聚众闹事，就是扰乱秩序，就得抓起来。太厉害了，他们太厉害了。”武友对此颇为不屑：“警察算什么？顶多有一支枪，卸了就是。你们啊，不懂功夫，把对手的威力想象得过大，其实他们也是噤若寒蝉的人。只要你道理在，就算到了拘留所，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要是对你严刑拷打，你就拼了。凭什么？凭你也是人，他们这些国家机器迫害你，你都快奄奄一息了，还不反抗？”

虽说如今80、90后渐成劳工主体，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多是浅加工的纯技术，法律维权及对各种实体组织机构的运转流程了解甚少。60后、70后的劳工，更如“埋头拉车”的苦牛，“任劳”是常态，“任怨”更是常态。工资被拖欠，他们把希望交给工头，工头就找项目经理，摆酒吃饭、唱卡拉OK、找小姐、送红包，即使被欺负得再惨，都一个劲儿地跟奴才似地巴结讨好，其目的就是让这些建筑公司的基层干部给他们一条活路，打发打发。甚至为了能够得到工程款，甘愿当替罪羊，把违规操作的罪名揽给自己。民工受了工伤，工头既要安定民工情绪，又不能给公司添麻烦，一般都是私了，既不上报政府，又要对社会封锁消息。再大的事情，就算一次性死二三十个人，只要拿一点钱去捂住他们的嘴，他们就服了，尽管这点钱也许仅有法定赔偿的三分之一。

这些年，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民工能够清楚地计算出自己究竟应获赔多少钱的。譬如，你在贵阳受工伤，你能报出上年度贵阳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是多少钱吗？你知道九级伤残与十级伤残的具体区别所在吗？这的确是无知，但这种无知有谁去改变过？如果政府能够像劳工NGO那样，印刷大量的维权册子，公布各种维权途径的联系方式和办事流程，将之发放给民工，让民工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或者即使不知道也能找到帮他们代理维权的人，那么事情就会简单许多。当一个普通的民工遭遇劳动问题，这已经是“事发之后”，要么人在住院，要么身上已经没多少钱，可是能帮他们的人却太少太少。他们迫于时间上的无法等待，迫于援助力量的严重匮乏，迫于企业的漠视拖延和政府的人浮于事，结果只能无奈地接受少许赔偿，甚至还感激给钱的人。

广州番禺的打工族文书处理部主任曾飞洋就曾透露，他以前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一位五级伤残的民工要求公司赔十万，结果公司委托曾飞洋，要他逼着民工接受五万元赔偿，他的确这么做了，民工也接受了，甚至感谢曾飞洋。但曾飞洋的内心不堪折磨，负罪至今，与其违背良心，不如跳出来，为民工撑腰。他与廖晓峰联手合作的打工族文书处理部，就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工维权NGO。这些NGO，何其艰难啊。一旦他们介入到民工维权，独立调查、搜集证据、写成报告，乃至联系媒体，代理非诉谈判或诉讼官司，这整个过程，任何人都清楚，既要花钱也要时间。但众人有所不知，这些NGO很难在民政局注册，唯有以企业形式在工商局注册，一注册就要上税。诸多NGO的运行，多是自掏腰包。运气好，又不怕政治风险的，到境外申请经费，但仍是杯水车薪。

工人為什ME不能罷工？ ZT

工人为什么不能罢工？

作者:刘军宁

经过三年的反复审议，中国的立法机关终于在2001年3月28日批准了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签署的第一个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件事的形式上的意义自然不可低估。这是中国朝着正式承认普遍人权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正如外界所料想的那样，中国政府对该公约中的若干核心条款做出了保留，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工人的罢工权利做出保留。这意味著，即使在批准这一条约之后，中国的工人仍然不能罢工。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工人不能罢工呢？

根据一项通过新华社发表的声明，中国援引现行宪法对公约第八条中的工人罢工权做出保留，理由是公约规定的这项权利与现行中国宪法不符。既然宪法是最高的法律，人权公约当然应当让路。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八二年制定的现行宪法不赋予中国工人罢工的权利呢？根据当时官方的解释，中国的工人根本就没有必要罢工。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尤其是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根据八二年宪法，中国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被认为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第6条）。而且，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宪法》第42条）。就是说，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人与企业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作为企业主人的劳动者，不可能也没必要去罢工。如果这一说法成立，计划经济就不会破产，中国的宪法也没有必要去逐步提高对工人“有害”的私营经济在宪法中的地位。但是，假定这种说法当时可以成立，那么宪法仍然不给工人罢工权的上述经济条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自从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计划经济已经在宪法中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公有制已经被民营经济夺取半壁江山。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因为所有制和经济体制的性质而“不必”罢工的理由还继续存在吗？事实上，尤其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工人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常常发生严重冲突，工人罢工、游行天天发生。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立法者们是否应该考虑修改宪法赋予工人罢工权？应该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下，工人罢工是保护工人权益所必需的一个有效法律安排。合法的罢工是确保社会良性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中国，工人不能罢工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出于对政治安定的考虑。对此，邓小平先生有十分权威的解释。他说过，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罢工，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游行，就根本谈不上经济建设了。有观察家分析说，中国惧怕恢复罢工自由和允许独立工会，会导致政局动乱。然而，中国古代的帝王们从未赋予过农民起义暴动的权利，但是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决不少见。仅靠剥夺和禁止恰恰难以保障长治与久安，反而会酝酿更大的、更剧烈的社会不安定。如果禁止罢工是一项保障稳定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么是否也应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七条中删除允许罢工的条款？如果不删除是否意味著希望看到香港天天发生动乱呢？当然不是。如果禁止罢工与否与社会的安定没有因果关联，为什么工人不能罢工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这些国家是否天天都陷在动乱之中呢？

如果不是，中国是否应该学学用单纯禁止之外的办法来保持社会的安定？

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一些中国官员。他们的说法是，中国政府不主张工人罢工，所以工人不能罢工。这些官员应该明白，掌权者个人的倾向不能成为剥夺他人权利的理由。工人罢工权的正当性不是建立在政府或是资方是否主张罢工之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资方主张工人罢工。但是，不主张工人罢工，不等于可以终止工人罢工的权利。

工人为什么不能罢工，既然工人罢工的权利是普遍公民权利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工人的罢工权。中国的新左派知识分子朋友一向强调自己的草根性，相信他们在这一事关工人权益的问题上，不会一直保持沉默，会共同为“中国的工人为什么（不）能罢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