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成份基本上是农民，但是中共为了马列主义的教条，硬把中共说成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并把农民说成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具有落后意识的阶级。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对他们进行的改造。中共建政60年，对农民进行了无数次的摧残，把靠天、靠地、靠劳动吃饭的农民逼到生死线上。把小农经济，耕读传家，宗法维，乡里相亲的农村变成人间地狱。最为惨烈的当推“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民被活活地饿死打死三千五百万。最近出版的《墓碑》一书，记载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惨死的经过。在一个并不是灾害的年份，如此众多的种地打粮的农民，在守着粮仓的情况下被活活饿死，这样的惨绝人寰的景象是千古未有的。中共在无数桩罪恶中，这个罪恶最为怵目惊心，也是最不可原谅的罪恶。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对毛泽东说，死了这样多的人，我们俩都是要上史书的。然而共产党人对此从来都没有负罪感，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向中国农民说过一句请求原谅的话。二战结束后，国总理勃兰特到访波兰时，向二战死难者下跪请求原谅。他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圈时，情不自禁地噗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中国那三千五百万的饿煞鬼，何时能够像死难的犹太人一样，等到灵魂安息之日呢。
中国的农民，不但是中共胜利的推动者，也是中共政权生存的承担者。如果说中共的胜利是中国农民用小车一车一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国的政权就是中国农民一粒米一粒米养大的。中国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中国的工业、军事打下了基础，也给城市和机关带来远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文革结束时，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之下，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在一个漆的夜晚，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生死之罪，秘密地分了土地，从而开始了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最终导致人民公社的告终。农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但是这样的好景并不长，随之而来的各种苛捐杂税，把农民逼到种田耕地入不敷出的地步。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土地不但被大片地侵吞，也被严重地污染，农民除外出打工以外，只能坐以待毙。朱镕基总理在他退休以后，不无痛惜地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去。对于满目疮夷的农村，中共最近决定，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免去了全国农民的农业税。对此政策，有人一针见血地说：农民交农业税是作为公民应有的义务，免交农业税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公民权。中共要是真心善待农民，有无数的方法，对于那些为农民最为痛恨的苛捐杂税中共却不闻不问。让中国农民走投无路的不是农业税，而是那些永无止境的苛捐杂税。中共建政六十年了，最应做的既不是庆典，也不是阅兵，而是对着中国农民长跪不起。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以几千万中国士兵和百姓的牺牲，毁城掠池夺得了天下，建立了所谓的人民政权。地主富农、资本家、商人业主几世积累起来的家业，一夜之间成了中共的战利品。然而今日之中共，又把这些战利品，包括三十年来，中国民众无条件工作所积累的财富，以改革之名，通通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如果以巧取豪夺名之，实在是没有比这个词更为合适了。中共打倒了地主，自己成了地主，中共打倒了资本家，自己成了资本家，中共打倒了商人，自己做起生意来。最近统计，当今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亿万富翁，均是中共的干部子女。这样一夜之间无本暴富的族群，怎能不让中国百姓同仇敌忾呢。一个政权应该是以义为利,润泽于民,怎么可以以利为利,润泽于自己呢?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个道理难道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共会不明白。有一次与一位来自大陆体制内的人聊起此事。那位仁兄说，这有什么好不平的。这些干部子女，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爸爸、妈妈，在战争年代都是用生命投资过的，现在只不过是收回成本而已。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是说。事后想想这位老兄，真的是一语道破了中共革命的天机，那些为革命而死的烈士，岂非蚀了老本，那些支持共产革命的民众，不是成了他们发财的牺牲品。
中共建政六十年有无功绩，也许最为爱国者津津乐道的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三了，以及中国成了世界最强的美国的第一大债主。特别是美国引发金融风暴后，中国媒体宣传，连中国卖蛋的老太婆都知道，美国靠中国借债过日子了。中国这些年虽然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仔细想一想，二战后的六十年，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发展，亚洲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在三十年前经济体系已经成熟，老百姓已经过上富裕的日子。而我们的生活水平与他们相比还有多少距离，即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上四小龙。就GDP而言，我们现在的GDP是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五，而在中共建政前的49年，尽管有有8年的抗战，3年的内战，中国的GDP已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五点七，比现在还多一点。如果与日本相比，我们的人口为日本的10倍，土地相比是日本的25倍。但我们的GDP只占日本的百分之60。而我们买下高达502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也仅仅占美国国债总数的百分之十不到。而这五千多亿的美国国债并非中国富得漏油了，而是从中国出口商品中掠夺而来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出口商品结算，有国家外汇管理局操控。中国企业出口拿到美金以后，通过外汇管理局，就成为人民币了。而这些人民币是从印刷厂生产出来的。所以说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所创造的出口金额，全部为政府劫持了。而这个金额的背后是，中国承受环境的污染，工人、民工承受的低工资无福利。如果说政府劫持的钱用在投资再生产上，那么还又当别论，然而政府把钱存到海外，发展他国家经济去了。在此之下，中国以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教育经费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一，卫生医疗经费只占百分之二。可以说教育医疗在全世界都是排名最低的，还不如许多非洲国家。人们常常会问，政府为何不把这些钱拿来让看不起病的人有医疗保证，让读不起书的孩子，可以坐在课堂里。我们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吗？问题提得好，但是党和政府能回答你吗？你一定要问的话，那就是不识相，只能大牢侍候了。然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还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等等，这一切已经足够让爱国者们沉醉狂欢了。他们车上插着红旗、身上披着红旗、脸上贴着红旗，从“爱国”中得到精神娱乐，从“爱国”中得到利益赏赐。对于中国的发展造成多少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他们是在所不惜的。说到环境污染，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是“国破山河在”，现在则是“国在山河破”。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我们民族的生存了。最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中国每30秒产生一个的畸形儿的报告，成为世界出生缺陷婴儿率最高发国家，被喻为出生缺陷婴儿的“珠穆朗玛峰”，就中国的首善之地的北京，缺陷婴儿也达到百分之十七。对此，有一位青年学子对他们的父辈说，你们的前辈将一个好端端的山河传给你们，你们给糟蹋了，把一个污染了的环境交给我们，你们这个样子对我们公平吗？至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已到了一国两洲，欧洲与非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已是活生生的现实。然而，对此“爱国者们”视而不见，不问不闻，即使路过街头巷尾，看见“字字血，声声泪”跪地喊冤访民，不但不会洒下一掬同情之泪，还把他们当作有损国家形象，有碍观瞻，挥之而去。这是一批最缺乏人文关怀，没有同情慈悲之心的一个群体，网络上称他们为“爱国贼”，真是如此。
国庆六十周年已近在尺咫，整个北京城被中共弄得风声鹤唳，周围省份成了护城河，城内草木皆兵，上万网站被封的士都装了监视器，全城所有的访民全部清除一个不剩，异见者不是被监禁就是送出北京城。据闻目前北京城所有的商店连刀具都下架禁止出售。中共恐惧至此，只因六十年来作恶多端，造孽造下的惶恐。天下无道，揭竿而起，本是天下的道理。这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官逼民反的群体抗暴事件，已成燎原之势。从广东太石到湖北石首再到甘肃陇南，百姓怒烧官府，赤手空拳与军警对抗震惊中南海，而这一切均不是中共以受到境外敌对势力挑动，为少数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可以说得通的。民间更有杨佳、邓玉娇被逼怒杀警、官，在网上赢得一片叫好声，称为当代的英雄烈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不仅仅在内地，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也日益尖锐，中共对自己同胞尚且如此无道，怎么可能善待少数民族。从去年的拉萨事件，到今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反映了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全面的失败。中共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说实话这些年来也没少下功夫，但是中共给予他们的东西，是好他们所恶，恶他们所好，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怎么可能得到好的结果。可以说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正在把藏族、维吾尔族逼向独立。官民矛盾也好，民族矛盾也好。这些矛盾皆来源于中共已经变成一个历史上，无论东方西方，所没过的既贪婪又残暴，更荒淫无耻，没有任何文化思想基石，没任何信仰的集团。一个不信鬼，不信神，一个既无慎终追远的中国佛道文化儒家精神，也无飘洋过海民主文化自由精神之追求，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老祖宗都丢弃不要了的政权，那么它以什么来治理偌大的一个中国，以什么来凝聚13亿的中国人民呢。我们不无感叹地说，昔日的共产党人不管他对他错，总还有一点理想，还有一点精神，他们在临死之时，还能自傲地说，我将去见马克思了，而现在的共产党人死后又能去见谁呢？真是死无安息之地。
在中共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前夕，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率，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朝历代，‘政怠宦成’有之，‘人亡政息’有之，‘求荣取辱’有之`。历史上，这样的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毛泽东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今天，重温这一段对话，特别具有讽刺意味。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百年来所寻求的兴国之道，民主和自由，皆因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仍然盘绕在历史的时空中，让人疾首痛心，扼腕长叹。
就历史哲学来看，六十年来，中共之所以走到连庆典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草木皆兵的地步，虽有盛衰天命之理，但岂事，因作恶多端造成的吗。人们常常在问，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政权，还有多少时日？还是用中共的话来回答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中国的农民，不但是中共胜利的推动者，也是中共政权生存的承担者。如果说中共的胜利是中国农民用小车一车一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国的政权就是中国农民一粒米一粒米养大的。中国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中国的工业、军事打下了基础，也给城市和机关带来远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文革结束时，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之下，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在一个漆的夜晚，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生死之罪，秘密地分了土地，从而开始了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最终导致人民公社的告终。农民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但是这样的好景并不长，随之而来的各种苛捐杂税，把农民逼到种田耕地入不敷出的地步。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土地不但被大片地侵吞，也被严重地污染，农民除外出打工以外，只能坐以待毙。朱镕基总理在他退休以后，不无痛惜地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农民的生活水平提上去。对于满目疮夷的农村，中共最近决定，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免去了全国农民的农业税。对此政策，有人一针见血地说：农民交农业税是作为公民应有的义务，免交农业税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公民权。中共要是真心善待农民，有无数的方法，对于那些为农民最为痛恨的苛捐杂税中共却不闻不问。让中国农民走投无路的不是农业税，而是那些永无止境的苛捐杂税。中共建政六十年了，最应做的既不是庆典，也不是阅兵，而是对着中国农民长跪不起。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以几千万中国士兵和百姓的牺牲，毁城掠池夺得了天下，建立了所谓的人民政权。地主富农、资本家、商人业主几世积累起来的家业，一夜之间成了中共的战利品。然而今日之中共，又把这些战利品，包括三十年来，中国民众无条件工作所积累的财富，以改革之名，通通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如果以巧取豪夺名之，实在是没有比这个词更为合适了。中共打倒了地主，自己成了地主，中共打倒了资本家，自己成了资本家，中共打倒了商人，自己做起生意来。最近统计，当今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亿万富翁，均是中共的干部子女。这样一夜之间无本暴富的族群，怎能不让中国百姓同仇敌忾呢。一个政权应该是以义为利,润泽于民,怎么可以以利为利,润泽于自己呢?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个道理难道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中共会不明白。有一次与一位来自大陆体制内的人聊起此事。那位仁兄说，这有什么好不平的。这些干部子女，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爸爸、妈妈，在战争年代都是用生命投资过的，现在只不过是收回成本而已。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是说。事后想想这位老兄，真的是一语道破了中共革命的天机，那些为革命而死的烈士，岂非蚀了老本，那些支持共产革命的民众，不是成了他们发财的牺牲品。
中共建政六十年有无功绩，也许最为爱国者津津乐道的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三了，以及中国成了世界最强的美国的第一大债主。特别是美国引发金融风暴后，中国媒体宣传，连中国卖蛋的老太婆都知道，美国靠中国借债过日子了。中国这些年虽然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仔细想一想，二战后的六十年，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发展，亚洲包括台湾在内的四小龙，在三十年前经济体系已经成熟，老百姓已经过上富裕的日子。而我们的生活水平与他们相比还有多少距离，即使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上四小龙。就GDP而言，我们现在的GDP是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五，而在中共建政前的49年，尽管有有8年的抗战，3年的内战，中国的GDP已占世界总额的百分之五点七，比现在还多一点。如果与日本相比，我们的人口为日本的10倍，土地相比是日本的25倍。但我们的GDP只占日本的百分之60。而我们买下高达502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也仅仅占美国国债总数的百分之十不到。而这五千多亿的美国国债并非中国富得漏油了，而是从中国出口商品中掠夺而来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出口商品结算，有国家外汇管理局操控。中国企业出口拿到美金以后，通过外汇管理局，就成为人民币了。而这些人民币是从印刷厂生产出来的。所以说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所创造的出口金额，全部为政府劫持了。而这个金额的背后是，中国承受环境的污染，工人、民工承受的低工资无福利。如果说政府劫持的钱用在投资再生产上，那么还又当别论，然而政府把钱存到海外，发展他国家经济去了。在此之下，中国以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教育经费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一，卫生医疗经费只占百分之二。可以说教育医疗在全世界都是排名最低的，还不如许多非洲国家。人们常常会问，政府为何不把这些钱拿来让看不起病的人有医疗保证，让读不起书的孩子，可以坐在课堂里。我们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吗？问题提得好，但是党和政府能回答你吗？你一定要问的话，那就是不识相，只能大牢侍候了。然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还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等等，这一切已经足够让爱国者们沉醉狂欢了。他们车上插着红旗、身上披着红旗、脸上贴着红旗，从“爱国”中得到精神娱乐，从“爱国”中得到利益赏赐。对于中国的发展造成多少生态危机，环境污染他们是在所不惜的。说到环境污染，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是“国破山河在”，现在则是“国在山河破”。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我们民族的生存了。最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中国每30秒产生一个的畸形儿的报告，成为世界出生缺陷婴儿率最高发国家，被喻为出生缺陷婴儿的“珠穆朗玛峰”，就中国的首善之地的北京，缺陷婴儿也达到百分之十七。对此，有一位青年学子对他们的父辈说，你们的前辈将一个好端端的山河传给你们，你们给糟蹋了，把一个污染了的环境交给我们，你们这个样子对我们公平吗？至于中国的两极分化，已到了一国两洲，欧洲与非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已是活生生的现实。然而，对此“爱国者们”视而不见，不问不闻，即使路过街头巷尾，看见“字字血，声声泪”跪地喊冤访民，不但不会洒下一掬同情之泪，还把他们当作有损国家形象，有碍观瞻，挥之而去。这是一批最缺乏人文关怀，没有同情慈悲之心的一个群体，网络上称他们为“爱国贼”，真是如此。
国庆六十周年已近在尺咫，整个北京城被中共弄得风声鹤唳，周围省份成了护城河，城内草木皆兵，上万网站被封的士都装了监视器，全城所有的访民全部清除一个不剩，异见者不是被监禁就是送出北京城。据闻目前北京城所有的商店连刀具都下架禁止出售。中共恐惧至此，只因六十年来作恶多端，造孽造下的惶恐。天下无道，揭竿而起，本是天下的道理。这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官逼民反的群体抗暴事件，已成燎原之势。从广东太石到湖北石首再到甘肃陇南，百姓怒烧官府，赤手空拳与军警对抗震惊中南海，而这一切均不是中共以受到境外敌对势力挑动，为少数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可以说得通的。民间更有杨佳、邓玉娇被逼怒杀警、官，在网上赢得一片叫好声，称为当代的英雄烈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不仅仅在内地，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也日益尖锐，中共对自己同胞尚且如此无道，怎么可能善待少数民族。从去年的拉萨事件，到今年的乌鲁木齐事件，反映了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全面的失败。中共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说实话这些年来也没少下功夫，但是中共给予他们的东西，是好他们所恶，恶他们所好，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怎么可能得到好的结果。可以说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正在把藏族、维吾尔族逼向独立。官民矛盾也好，民族矛盾也好。这些矛盾皆来源于中共已经变成一个历史上，无论东方西方，所没过的既贪婪又残暴，更荒淫无耻，没有任何文化思想基石，没任何信仰的集团。一个不信鬼，不信神，一个既无慎终追远的中国佛道文化儒家精神，也无飘洋过海民主文化自由精神之追求，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老祖宗都丢弃不要了的政权，那么它以什么来治理偌大的一个中国，以什么来凝聚13亿的中国人民呢。我们不无感叹地说，昔日的共产党人不管他对他错，总还有一点理想，还有一点精神，他们在临死之时，还能自傲地说，我将去见马克思了，而现在的共产党人死后又能去见谁呢？真是死无安息之地。
在中共即将获得全国性胜利前夕，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率，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朝历代，‘政怠宦成’有之，‘人亡政息’有之，‘求荣取辱’有之`。历史上，这样的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毛泽东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今天，重温这一段对话，特别具有讽刺意味。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百年来所寻求的兴国之道，民主和自由，皆因共产党的背信弃义，仍然盘绕在历史的时空中，让人疾首痛心，扼腕长叹。
就历史哲学来看，六十年来，中共之所以走到连庆典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草木皆兵的地步，虽有盛衰天命之理，但岂事，因作恶多端造成的吗。人们常常在问，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政权，还有多少时日？还是用中共的话来回答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