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种情形是，随了年龄、阅历、经验、遭际的积累，型会转变，开拓出又一路气质。好莱坞的经典形像英格里·褒曼，是如同女神一样的型。象好莱坞那样，所有的故事都是童话，英格里·褒曼就是童话里的公主。因此，她可以扮演任何角色，无论何种场景，她在其中无一例外地放射光彩，象一座雕像。后来，看一部电影，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改编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一部超级明星大汇串的影片，英格里·褒曼饰演一个可怜巴巴的女教师。多年前，她所照管的孩子遭到帮绑架，被残忍地撕了票，於是她的一生都罩在悲惨的阴影底下，为求心灵安宁，她到非洲还是南美洲，总之是未开化地区，教那里的孩子读书，当这个受害的家族酝酿东方列车上的复仇行动，她也加入了其中。看见她穿一身拘谨、保守、品味中流的衣装，脸上带着愚忠的表情，如一切庸碌琐碎的中年妇女那样容易动感情和流眼泪，简直不能够相信，这就是英格里·褒曼。她上了岁数，时间连她这样的美人都没有放过，但还是美丽，却是凡间的、家常的美丽。光彩不是冥灭，而是蕴藏得更深了，有一种潜深流静的意思。这时，你便可以相信，她的型里有了更丰富的内容。
型里所包含的戏剧性，有时可以与情节相敌，在某一个特定的背景，说不准就自行演绎成了故事。王志文，最初我不怎么看中的，看<<过把瘾>>，觉得此人作派中似乎隐着什么习气，辨不出究竟，就觉得有些“做”。突然有一日，看到了电视剧<<无悔追踪>>，王志文演那潜伏下来的蒋匪特务，便看懂了。原来这是一个旧式的男人，在五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还比较常见的保守的男性市民。我小学里的许多同学的爸爸就是这样的。有庸俗的脸像，眉间，颊和腮，都比较狭，额角略微窄平，梳分头最为合适。他们很注意自己的仪表，走路行动有点板，但“板”中又别有洒脱，表示出他们虽然生活严谨负责，但亦是开放的，见过不少的世面。旧时代不象现今这么随便，所以，人就有了分寸。即便到了新时代，规矩和时尚变了，习惯还在。穿人民装，领口一定要扣好，棉布衬衫的袖口也扣好，即使袖口卷起来，也卷得板板正正，一点不走样。王志文就是这样，那个“特务”一下子把人带入那个新旧时代的交接口，旧情旧景扑面而来。再看<<半生缘>>中的张慕瑾，寥寥数场戏，连历史都出来了。张慕瑾是六合小城的医院院长，自称是从乡下来。那时候的“乡下人”其实是不大怯生的，因他们比上海的市民有根基，有归宿，心是定的。这时，王志文也是梳分头，发脚推上去了些，留下发青的鬓角，有些乡气，但因为受过教育，又有良好的职业，面色很清爽。老式男人，都带着些乡气，哪怕是在上海，在洋行里做的，因是从家乡出来不久，联系未断，往来还是很热络。
和王志文的旧式相反，姜文是现代人的型。他长了一张顽童的脸，这张脸在北方的乡村和上海的弄堂，都可找见。赤著膊，脸晒得墨，一笑，呲出雪白的虎牙，肥大的鼻头趴下来。一旦进入正剧，立即有了讥诮的意味。姜文的型也是生当逢时，正合了反经典的后现代。他的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给戏剧情景作出另一种解释。这有些像我们的先锋小说，叙述者的身份孤立出来，左右著全局。姜文就是那个叙述者。无论是古代的《秦颂》，近代的《红高粱》，当代的《本命年》，他都能够给予重新的讲法。这是由他的型决定的，他的型确实是个有力的暗示，暗示这些戏剧的虚拟性和主观性，使之有了鲜明的观点。再加上姜文充沛的个人魅力，他可强将你推入情景，忽略与现实像和不像，合理不合理的事实。
有一个型的效果特别奇妙，那就是国际影星巩俐。似乎，她是一种纯粹的影星的型。当她出现在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台，或是新片首映式，真是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纵观国内外，华裔女星，难有人可与她媲美。她的美也是生当逢时，三十年前，就不会有人以她为美。因为太过日常了，不够壮丽。她是一种留有三分余地的美，是人们俗话称“受看”的那种。平时可能显不出来，可被环境一烘托，立刻就焕发光彩。是不是电影中多是写实性的环境，过于日常化，就将她埋没了，她在银幕上的形象大多很平淡。稍好些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画面装饰感极强，将她当模特儿用，她的美便显现出来。而《秋菊打官司》里，让她扮作村妇，她竟一味地“村”下去。其实，村妇有村妇的好看。比如早年的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里面的村妇春妮，就是好看的村妇。她乡里乡气地走在繁华的南京路上，虽然是质朴无奢华的人，但因为进了上海，又是见新女婿，还是换了新衣服，梳了头发，反而更乡气了。可好看就好看在这里，乡气里的那种喜气，羞怯怯的。大约，巩俐这种型是不能混入现实场景的，一混入，便流于平庸。她是那种盛大场面中的美人，环境越华丽，越隆重，她的形象越突出美丽。这其实也和她的型的日常化有关，因是那样凡俗的型，在美仑美奂中带了些偃旗息鼓的意思，反而有了异样的效果。电影的圈子，不是一般的虚荣，那盛典是天上人间，良辰胜景，佳丽如云，羽衣霓裳，巩俐自是那灯火阑珊处的一个人。她是盛典中的明星。
人的型里就有这么多的奥妙，不是所有的人脸都能称之为型的，所以称为型，必定要有涵义，多少不论，有是一定要有。电影电视是以真人直接表现，脸型的意义便不消说了。
<<我读我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观剧篇。2000年6月4日 北京-上海
型里所包含的戏剧性，有时可以与情节相敌，在某一个特定的背景，说不准就自行演绎成了故事。王志文，最初我不怎么看中的，看<<过把瘾>>，觉得此人作派中似乎隐着什么习气，辨不出究竟，就觉得有些“做”。突然有一日，看到了电视剧<<无悔追踪>>，王志文演那潜伏下来的蒋匪特务，便看懂了。原来这是一个旧式的男人，在五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还比较常见的保守的男性市民。我小学里的许多同学的爸爸就是这样的。有庸俗的脸像，眉间，颊和腮，都比较狭，额角略微窄平，梳分头最为合适。他们很注意自己的仪表，走路行动有点板，但“板”中又别有洒脱，表示出他们虽然生活严谨负责，但亦是开放的，见过不少的世面。旧时代不象现今这么随便，所以，人就有了分寸。即便到了新时代，规矩和时尚变了，习惯还在。穿人民装，领口一定要扣好，棉布衬衫的袖口也扣好，即使袖口卷起来，也卷得板板正正，一点不走样。王志文就是这样，那个“特务”一下子把人带入那个新旧时代的交接口，旧情旧景扑面而来。再看<<半生缘>>中的张慕瑾，寥寥数场戏，连历史都出来了。张慕瑾是六合小城的医院院长，自称是从乡下来。那时候的“乡下人”其实是不大怯生的，因他们比上海的市民有根基，有归宿，心是定的。这时，王志文也是梳分头，发脚推上去了些，留下发青的鬓角，有些乡气，但因为受过教育，又有良好的职业，面色很清爽。老式男人，都带着些乡气，哪怕是在上海，在洋行里做的，因是从家乡出来不久，联系未断，往来还是很热络。
和王志文的旧式相反，姜文是现代人的型。他长了一张顽童的脸，这张脸在北方的乡村和上海的弄堂，都可找见。赤著膊，脸晒得墨，一笑，呲出雪白的虎牙，肥大的鼻头趴下来。一旦进入正剧，立即有了讥诮的意味。姜文的型也是生当逢时，正合了反经典的后现代。他的型本身，就是一种立场，给戏剧情景作出另一种解释。这有些像我们的先锋小说，叙述者的身份孤立出来，左右著全局。姜文就是那个叙述者。无论是古代的《秦颂》，近代的《红高粱》，当代的《本命年》，他都能够给予重新的讲法。这是由他的型决定的，他的型确实是个有力的暗示，暗示这些戏剧的虚拟性和主观性，使之有了鲜明的观点。再加上姜文充沛的个人魅力，他可强将你推入情景，忽略与现实像和不像，合理不合理的事实。
有一个型的效果特别奇妙，那就是国际影星巩俐。似乎，她是一种纯粹的影星的型。当她出现在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台，或是新片首映式，真是光芒四射，魅力无穷。纵观国内外，华裔女星，难有人可与她媲美。她的美也是生当逢时，三十年前，就不会有人以她为美。因为太过日常了，不够壮丽。她是一种留有三分余地的美，是人们俗话称“受看”的那种。平时可能显不出来，可被环境一烘托，立刻就焕发光彩。是不是电影中多是写实性的环境，过于日常化，就将她埋没了，她在银幕上的形象大多很平淡。稍好些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画面装饰感极强，将她当模特儿用，她的美便显现出来。而《秋菊打官司》里，让她扮作村妇，她竟一味地“村”下去。其实，村妇有村妇的好看。比如早年的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里面的村妇春妮，就是好看的村妇。她乡里乡气地走在繁华的南京路上，虽然是质朴无奢华的人，但因为进了上海，又是见新女婿，还是换了新衣服，梳了头发，反而更乡气了。可好看就好看在这里，乡气里的那种喜气，羞怯怯的。大约，巩俐这种型是不能混入现实场景的，一混入，便流于平庸。她是那种盛大场面中的美人，环境越华丽，越隆重，她的形象越突出美丽。这其实也和她的型的日常化有关，因是那样凡俗的型，在美仑美奂中带了些偃旗息鼓的意思，反而有了异样的效果。电影的圈子，不是一般的虚荣，那盛典是天上人间，良辰胜景，佳丽如云，羽衣霓裳，巩俐自是那灯火阑珊处的一个人。她是盛典中的明星。
人的型里就有这么多的奥妙，不是所有的人脸都能称之为型的，所以称为型，必定要有涵义，多少不论，有是一定要有。电影电视是以真人直接表现，脸型的意义便不消说了。
<<我读我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观剧篇。2000年6月4日 北京-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