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県木本で虐殺された朝鮮人労働者の追悼碑を建立する会と紀州鉱山の真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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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日本学者対黎族的研究与目的」 3(最終回)

2010年08月13日 | 海南島史研究
三、学者们的研究与殖民统治政策的确定
  学者们的黎族认识,究竟对占领军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言之占领军在何种程度上吸纳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由于资料所限目前还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只能从占领军的黎族政策中管窥一、二。
  在日本占领军对整个海南岛所实行的殖民统治政策中,有两份文件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份文件是日本占领军在1939年2月10日,即攻占海南岛的当天,发给陆军省的名为《关于海南岛的政务处理》的密件。该文件明确指出要“把海南岛作为经济上或者发展中国南方的基地永久占领”[15]。
  同年4月21日占领军出台了《关于海南岛政务暂定处理纲要》,指出“海南岛当前的政务处理,首先应以实施作战和确保治安为重点,与此同时应以为解决我国(指日本——作者注)的资源不足而调查并获取重要资源为目的”[15]。
  以上两份文件为侵琼日军在占领初期的主要文件,也是整个占领期间的海南岛政策的基点。然而两份文件中均未提及黎族,可见在占领初期,黎族问题并没有受到占领军的充分重视,或者说占领者还无暇顾及黎族问题。
  之后,随着强化治安和资源开发的需要,黎族开始成为占领军关注的对象。1942年8月29日,在日本驻海口领事馆笠原太郎总领事发给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的题为《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15]的文件中首次提及先住民族问题。从目前入手的资料看,这也是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唯一一份涉及黎族的文件。
  文件分《方针》和《要领》两部分。
  《方针》部分再次重申了对占领地区“实行军政”的方针,强调要努力“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并确保作战部队的自给自足”。
  《要领》部分由12项内容组成,其中两项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第1项为“在军政实施方面,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残余的统治机构,尊重过去的组织及民族习惯。”其中第10条则指出“对于现住土民应指导他们继续提高对皇军的信任和倚仗之观念,避免过早地诱发其独立运动”。
  对比前述学者们的黎族认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政策是建立在学者们的“黎族性格温和、对日本人抱有好感”、“在中国政府政治支配的框架之内,黎族过着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这说明,日本占领军的黎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借鉴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之后,为了制定更为详细的黎族政策,1942年11月,占领军又专门从日本国内请来了岡田謙和尾高邦雄等两位著名学者,对海南黎族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上至海军特务部政务局长、下至一般士兵的“无微不至的关照”下,二人顺利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分别提交了《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和《海南岛黎族的经济组织》两篇调查报告,对占领军的黎族政策提出了以下意见和建议:
  第一、利用黎族人性格中温顺的一面,将其变成日本统治下的顺民,进而变成自己的爪牙。
  尾高邦雄指出“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推断,人口数不过为20万人左右的黎族(还有一种说法为50万),对于我国(指日本——作者注)的海南岛经营究竟会有怎样程度的积极贡献,然而由于黎族人自来性情温顺,而且对日本人较为亲近,因此……完全有可能把他们变成有力的中立者,甚至更进一步使他们成为日本人的爪牙。”[6]167
  第二、尊重黎族目前的生活方式和自律性生活,对他们采取稳妥的统治政策。
  岡田謙认为,在中国政府的统治时期,在不扰乱行政组织的范围内,黎族“被允许过自律性生活。”因此,占领军“姑且也应承袭此方针,尊重其自律性生活,此乃现阶段的稳妥之策。”[8]52。
  对此,尾高邦雄则认为,由于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对黎族所采取的有计划的同化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要把进行中的中国化立刻转换为日本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一味地急于日本化在目前阶段是否妥当、有效也令人感到怀疑。”他建议“无论如何日本人不可以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强行地将黎族的生活习惯、生活技术日本化,似乎是在施恩于人,但事实上等于是剥夺他们的自由,否定他们最根本的生活方式。”占领军“要充分地理解黎族自身的传统和生活秩序,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指导。”[6]167
  第三、理解黎族的生活习惯,不强制劳动。
  尾高邦雄指出,由于黎族缺乏盈利观念,而且对日军所发行的军票漠不关心,所以他们“对诸如石碌矿的开发等工作不会主动地去做。再加上黎族为人诚实,不会按中国式的心计和投机取巧的方法行事,因此他们消极的态度也更加展露无遗。”但是他认为,不应简单地将黎族的这种态度归结为“懒惰”,甚至视为对日军开发事业的不理解和反抗。
  他主张占领军“必须充分地理解他们的不合作态度是源自于他们的生活,在评价他们的态度时不能不考虑到他们的生活环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以此为前提。”他建议,对于黎族不应采取强制劳动的办法,如果这样,即使可以利用到他们的劳动力,但却不能很好地安抚他们,只能引起他们的反抗。[6]167-168
  第四、将黎族地区建成占领军安全稳定的后方。
  冈田谦认为,尽管黎族在文化方面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较大,但由于他们生活在与汉族生活圈分割开来的黎区,且过着自律性生活,所以“把黎族地区与汉民族的一般行政区域分割开来进行统治,特别是将其建设成对土匪的缓冲地带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8]52
  对此,尾高邦雄则认为,黎族经济已失去了推动力,目前已处于一种停顿状态,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在不断地衰退,民族精神面临着崩溃的危机。因此,能否将黎族地区建设成为安全稳定的后方令人担心。他说“若从繁殖力的衰退这一角度来看,黎族的状况并不令人担忧,也不能说他们的精神、肉体正在逐渐地退化。
  然而,很明显他们正在逐渐失去建设性精神。若想使黎族地区起缓冲地带的作用,那么必须说值得忧虑之处正在于此。”为此他建议,要想把黎族地区变为对敌匪的缓冲地带,必须向黎族“提供足够的方便以使他们的自治变为可能。
  特别是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农具以及其他生产方面的必需品,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也有利于利用他们的生产产品,给山地的开发带来方便。”[6]166-167
  二人的建议和意见,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占领军的黎族政策,加了“在充分理解黎族自身的传统和生活秩序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指导”、“理解黎族的不合作态度是源自于他们的生活,对他们不应采取强制劳动的办法”以及“为把黎族地区建设成为占领军的后方基地而向他们提供援助、提高他们的生产力”等新的内容和具体措施。抛开他们的研究目的,仅就这些建议本身来看,应该说对于黎族的生活和发展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当然,二人的意见和建议对占领军之后的黎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资料所限我们还无从知晓。然而,从二人的调查报告发行之后仍有大量的黎族被强制劳动,一些黎族妇女甚至被日军充当慰安妇等事实[16]来看,这些意见和建议并没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毕竟在侵略者眼中,黎族不过是其实现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已。掠夺黎族地区资源远比黎族自身的利益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后藤元宏.南支那海之一大宝库海南岛[M].日本:武道社,1932.
   该书作者因具有柔道五段、剑道五段的武力,大学毕业伊始便被著名的日本三菱公司选中,孤身一人前
   往台湾、海南岛等地考察。后藤元宏于1922年12月30日登陆海口,次年3月4日离开,在历时两个多月的
   时间里,对海南岛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其间曾在合口遇到过黎人,并留有照片为证。
[2] 山本由松.海南岛黎界植物调查报告书[R].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1942年5月.
[3] 台北帝国大学里农学部.台北帝国大学第一次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R].台湾:台湾总督府外事部,1942年
  2月.
[4]  台北帝国大学里农学部.台北帝国大学第二次海南岛学术调查报告[R].台湾:台湾总督府外事部,1944年
  3月.
[5] 山田金治.海南岛及广东视察调查复命书[R].台湾:台湾总督府林业试验所,1940年11月.
[6] 尾高邦雄.海南岛黎族的经济组织[R].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1942年8月.
[7] 金关丈夫.关于海南岛汉族和黎族体力比较的调查报告[R].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1942年5月.
[8] 冈田谦.海南岛黎族的社会组织[R].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1944年8月.
[9] 台湾总督官方调查课编.海南岛[M].台湾:日本南洋协会台湾支部,1939.
[10] 内藤英雄.广东福建读本[M].日本:东京东亚实业协会,1939.
[11] 南支那研究所编.南支那年鉴[M].台湾: 台湾实业界社,1944年.
[12] 吉川兼光.海南岛建设论[M].日本:大阪屋号书店,1944.
[13] 平野健.广东之现状[M].广东: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1943.
[14] 金关丈夫.海南岛黎族的人类学调查[R]. 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1942年6月.
[15]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http://www.jacar.go.jp:(Visited 2007/4/8)
[16] 参照符和积.铁蹄下的腥风血雨[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5.
                                             金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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